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也是2019年两会期间避不开的热点话题。针对现有观点认为全面两孩政策效果不达预期，出生人口呈快速下滑趋势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高体健表示，现行人口政策的实施并非一蹴而就的，政策效果的全面释放需要时间。“就人口问题过分渲染恐慌情绪实非必要。” 高体健委员说。他认为，我国下一步调整人口政策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如何引导人口科学合理增长，全面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需要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匹配。实施人口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助力国家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在针对“生得起，养不起”的二孩生养问题，他建议，首先，国家可加大个税优惠力度。增加0—3周岁子女抚养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同时以家庭为单位设计个税政策，对于夫妻双方仅一人有工作或稳定收入的家庭，提高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金额。此外，对生育二孩的家庭，在汽车购置税、商品房契税等方面进行一定额度的减免，对其子女在入托、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一定比例的优惠。

其次，国家要发挥教育、卫生、妇联及社区等方面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办托育班；支持各地医院、妇幼保健院建立福利性亲子教育机构，配备专业的亲子教师、设施设备、场地场所等；大力培育和发展托育事业，利用社区现有资源，在社区开展“短时看护”服务，建立公益性社区婴幼儿托育网点，探究“社区化、就近化”的托育服务模式；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园区、楼宇成立托育机构，对企事业单位投入到员工托育服务方面的开支，予以一定额度的税收优惠；推行“婴幼儿托育促进工程”，对审查合格的机构根据规模发放一次性奖补资金，以奖代补专项支持婴幼儿早期发展工作。成立托育专项基金，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子女，按月发放托育津贴；建立托育意外保险制度，将托育意外伤害纳入城乡居民医保报销范围，减轻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承办托育机构的风险。

第三，规范征收社会抚养费，明确社会抚养费主要用于开办托育机构、婴幼儿教育等公益事业；加强对社会抚养费的管理和监督，定期对社会抚养费征收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预防和打击社会抚养费征收领域的各种乱象。

第四，支持育龄妇女正常享受产假，规定各类企业保留产妇工作并接受其产假后重返就业岗位，产假期间企业应给予其上年度平均月工资的一定额度作为生活补贴，以切实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基本生活；通过落实巾帼就业培训补贴、小额贷款等就业扶持政策，支持部分产假后妇女自主创业；对接纳育龄妇女重新工作的企业实行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方面进行合理减免。

全国政协常委、山西省科协主席周然在小组讨论发言中提出，流感疫苗应当纳入医保范畴。周然认为，将流感纳入医保范畴有三点理由：第一，从数据上看，最近一次流感爆发有39万人感染，死亡人数约占1%左右，危害性大；第二，目前流感疫苗属于自费的二类疫苗，接种人数约占总人口1%左右，接种率不高；第三，通过疫苗来解决疾病，费用比重是投入“1”省下“8”，这意味着从平均水平看，在疫苗上投入100块，解决疾病问题时可以省下800块钱。

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的提案议案都在疫苗安全问题上建言献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建议，通过建立药品追溯体系，保证药品、疫苗的品质和安全。万一出现药品安全事件可以迅速召回，甚至精准“定位”到某一个病人身上。有两个关键词，“一盒一码”“一码到底”。具体来说，就是要从产品的制造过程，到流通、使用等环节能够“一码到底”，做到“一盒一码”，是指每一个小盒子都标上一个码，精准识别。按照我们现代的技术是可以做到一盒一码的。而如果采用一个批次一个条码是有问题的，比如某一款真药，是“25078批次”，但假的药也可以冒充是“25078批次”的。

方来英认为，一方面，可以精准定位药品流向，能查到末端的消费者，知道是谁买了这盒药，万一出现问题可以及时精准地召回。另一方面，可以形成药品大数据，尤其是有助于药品打假。比如，一批次的药品有五万盒，结果市场上发现有六万盒，那肯定有一万盒是假的，我们可以利用药品追溯体系精准地定位假药，这对于百姓的用药安全也有好处。

同时，方来英建议，要建立追溯系统肯定会采用现代的信息化技术，这对于推动药品物联网建设也会有好处。例如，现在的医院向智能化、电子化发展，药品追溯体系建设能为今后的物联网建设奠定基础和条件，进而有效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发现，针对整治社会上基础教育被校外培训机构“绑架”现象，各省市各地区治理情况参差不齐，有的还停留于表面，许多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且治理过程中校外培训机构又呈现出4种新“乱象”：培训机构与学校的暗箱合作从“地上”转为“地下”，在职教师有偿家教的居家型补课发展迅猛，其与培训机构的利益嫁接具有隐蔽性；前期清查中合格的补习机构虽硬件达标，但在教育理念、教学策略方面依然以应试教育为主；影响培训机构治理的核心环节即培训机构参与小升初招生录取，未得到根本改观；缺乏对培训机构环境师资条件设置的具体要求。

对此，刘希娅建议，首先要加大对居家型培训机构的排查清理取缔。各教育行政部门要联合各中小学，对居家补课的机构进行信息收集，联合民政、公安，聘请热心群众担任片区监督员，协助对小区内违规补课住宅进行排查取证。一经发现参与居家补课的在职学校教师，应给予开除处分，同时工商部门对参与组织居家补课的培训机构取缔其培训资格。

其次，加强对培训机构培训内容、方式、时间的监管。对证照齐全的培训机构，教育行政部门要牵头联合人社、各教研机构和中小学，抽调或聘用学科教师、教研人员，组建督导团队，对培训机构进行动态评估，记录跟踪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度安排等，建立详细档案。如发现培训机构进行超纲教学等违背学生身心发展的现象，工商部门要吊销其营业执照，取消办学资格。如果发现培训机构与各中学升学考试挂钩，教育主管部门对相应学校负责人进行免职等处理。

此外，刘希娅还建议，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细化培训机构行业标准。如对本地区中小学课外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硬件要求进一步细化明确。参考对公办学校采光标准、师生配比、休息场地等方面的要求，制定明确的培训机构硬件标准，确保学生身心健康。

目前，互联网教育企业申请办学资质尚无法可依，90%在线培训机构没有办学资质在“裸奔”。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建议，尽快出台专门性的在线教育法规政策，完善在线教育的办学资质准入制度，提升行业自我规范能力，加强教学底线管理，形成多部门治理合力，实现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胡卫发现，现有一些涉及互联网经营服务的行业标准或政策性规定较为零星分散，相互之间规范不一，导致在线教育行业准入门槛很低，出现了许多无资质、师资水平低且教学内容低劣的在线教育机构。此外，由于分工不明确，导致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既没有足够的管理力量，也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胡卫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立法，逐步修订和完善涉及教育、互联网和文化传播方面的法律法规，尤其是要出台专门针对在线教育的管理办法，确保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和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完善在线教育办学资质准入制度，明确在线教育机构的概念界定和准入标准等。切实加强底线管理和风险防控，实施在线教育机构教材备案制。着力建构在线教育综合治理网络，尽快厘清政府部门间的工作职责和管理边界。

今年两会，全国妇联提交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家庭亲子阅读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提案，提案中建议发改委、民政、新闻出版、文化旅游等相关部门，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加强社区家庭亲子阅读公共文化体育服务力度，助力家庭亲子阅读深入开展。

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委员认为，读书固然重要，读什么书则更重要。所以，他建议在硬件上，相关部门成立专门的指导机构，统一协调，为孩子们的阅读提供条件。软件方面，要结合价值观教育和孩子成长的规律，为孩子的阅读有计划地推荐或编制一些适合的图书，并相应地分配到社区或乡村读书俱乐部或者读书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委员建议统一推广亲子阅读的机构，由亲子阅读带动家庭阅读，继而推广全民阅读；同时，加强普及和倡导亲子阅读的重要性，让更多学校和家庭互动起来，营造良好的亲子阅读氛围，“比如，学校可以组织阅读节活动，邀请家长到学校陪伴孩子阅读，同时鼓励家长在家里陪伴孩子阅读并进行打卡等。”翟美卿委员还希望，可以有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建设乡村图书室中，为乡村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资源提供有力的补充，让更多的乡村儿童通过阅读改变命运。据悉，翟美卿带领团队已在全国18个省市的农村偏远山区建立了香江爱心图书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委员的建议也指向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她建议：在贫困地区把亲子阅读室纳入社区公共服务建设，可以设在当地幼儿园，由幼儿园教师作为亲子阅读指导员，给幼儿园教师专项津贴。同时，给相关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一老一小”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共同推动出台了一个民生领域补短板的行动方案，将通过“增能力、提质量、优结构”等一系列综合措施，加快解决养老育幼这个领域总量不足、质量不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一是增加养老育幼服务能力。政府将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放宽社会资本准入，多措并举增加服务供给。今后三到五年，将大幅度增加各类养老服务床位，通过城企联动等方式，使普惠性养老床位增加一百万张以上。实现幼儿园学位能力全覆盖，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以上。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快支持建设一批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

二是着力提升养老育幼服务质量。老人和孩子们的幸福，全社会都非常关心。人们最关心、最担忧的是养老育幼的服务质量。所以，各相关部门将把提升养老育幼服务质量作为行业监管的重中之重，通过规范服务标准来提高质量，通过加强人才培养培训来提高质量，通过完善支持政策来提高质量，通过加强信用监管来提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