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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社会的未来、国家的命运、家庭的幸福乃至个人的前程都事关重大（顾宝昌，2012）。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逐步凸显。在 21 世纪，结构问题将成为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如果我们能加强对人口结构的关注，就一定能对我们面对的人口态势有更深刻的认识，对未来的人口趋势有更好的预见把握（顾宝昌，2012）。因此，本文基于对新中国 70 年来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和最新的人口预测数据，对新中国 70 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特征进行总结，并对其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以期准确把握未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与风险。
结构变迁的四大特征1．人口红利窗口期持续近 40 年
“60后 【1】 ”、“70后”、“80后”占比合计近半。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40后”占比最高，为21.28%；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50后”占比最高，达25.99%，1982年和1990年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时，“70后”占比均为最高，分别为22.71%和19.8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0后”占比最高，占比达17.9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70后”占比又达最高，为16.78%。随着“40后”、“50 后”的逐渐老去，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及之后的几次普查中，“60后”、“70后”和“80后”三者之和的人口占比较高，1982年三者合计50.13%【2】，1990年达到最高值，为57.89%，2000年降为53.56%，2010年占比仍有49.52%，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三者之和占比为47.94%，依然接近全国人口半数。作为当前占比最大的三个群体，“60后”、“70后”、“80后”在 2010年的人口规模分别达到了2.17亿、2.24亿和2.19亿，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16.29%、16.78%和16.46%，而在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60后”、“70后”和“80后”人口占比分别为15.63%、16.23%和16.08%。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年龄为1～20岁）的人口占比有所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时，作为年轻一代的“90后”和“00后”人口占比较低，二者之和为25.17%，约占总人口的1/4，而在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中，年轻一代人口占比分别为45.56%、38.56%和31.56%，年轻一代（年龄为1～20岁）的人口规模在 1982年、1990年、2000年和 2010年分别为4.57亿、4.36亿、3.92亿、3.35亿，呈现下降趋势，这一变化将会对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图 3 新中国以来我国总人口及 0 岁人口性别比（男：女）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 2020 年）》统计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
图 4 新中国以来我国按产业分就业人员比重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
我国已提前完成《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把出生性别比在2020年降到112以下”的任务，正向着“2030年下降到107左右的水平”迈进。在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关爱女孩行动等多项方针的努力下，我国性别结构平衡逐步实现，但这需要长期坚持并持续开展系统工作。因此，我国未来需要继续坚持以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为基础，推动家庭、工作、社会各领域的性别平衡，进一步发挥性别红利。
3.推进城镇化进程需注重社会融合
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面，我国的城镇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城镇化。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就需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城镇化红利的共享。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为13506万人，而且有调查显示，3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在当前人口空间大流动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应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应当破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难题，推动市民化进程与城市发展相结合。
4．提升人力资本需强调产业先导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我国目前技能劳动者数量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仅占5%，而且不同地区人才短缺程度不一。劳动力要素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供给侧一端，其素质和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需要相对应的人才。为促进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需要推动人才的自由流动。通过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实现人才集聚与产业转型深度契合。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结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积极有效地应对我国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提前谋划、重点谋划和科学谋划。
结构变迁的四大特征
“60后 【1】 ”、“70后”、“80后”占比合计近半。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40后”占比最高，为21.28%；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50后”占比最高，达25.99%，1982年和1990年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时，“70后”占比均为最高，分别为22.71%和19.8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60后”占比最高，占比达17.96%，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70后”占比又达最高，为16.78%。随着“40后”、“50 后”的逐渐老去，在第三次人口普查及之后的几次普查中，“60后”、“70后”和“80后”三者之和的人口占比较高，1982年三者合计50.13%【2】，1990年达到最高值，为57.89%，2000年降为53.56%，2010年占比仍有49.52%，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三者之和占比为47.94%，依然接近全国人口半数。作为当前占比最大的三个群体，“60后”、“70后”、“80后”在 2010年的人口规模分别达到了2.17亿、2.24亿和2.19亿，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16.29%、16.78%和16.46%，而在 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60后”、“70后”和“80后”人口占比分别为15.63%、16.23%和16.08%。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之下，年轻一代（年龄为1～20岁）的人口占比有所下降。2010年人口普查时，作为年轻一代的“90后”和“00后”人口占比较低，二者之和为25.17%，约占总人口的1/4，而在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中，年轻一代人口占比分别为45.56%、38.56%和31.56%，年轻一代（年龄为1～20岁）的人口规模在 1982年、1990年、2000年和 2010年分别为4.57亿、4.36亿、3.92亿、3.35亿，呈现下降趋势，这一变化将会对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图1 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人口年龄代际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数据来源：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升至3/4。从普查数据来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59.31%上升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74.53%，提升了约15个百分点。至2018年底，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略有下降，为71.20%【3】。根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数据，同时期世界总人口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只是由1950年的60.64%上升到2010年的65.46%，无论英美，还是日本等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均未超过70%。同时，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7年的9.3年【4】。由此可见，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增长并保持较高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撑面。
总抚养比低于50%的时间持续近4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抚养比为62.5%,短暂上升后持续下降。自1995年下降至49.6%之后，我国总抚养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下。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8.4%，2035年达到54.9%。在1995～2035年近40年的期间里，我国总抚养比基本低于50%，而印度将在2020年左右开始低于50%。同时期，世界总人口抚养比一直高于50%，中国将在2035年之后总抚养比高于世界，而日本早在2005年总抚养比就已超过50%。由此可见，长期较低的总抚养比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总抚养比低于50%的时间持续近4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抚养比为62.5%,短暂上升后持续下降。自1995年下降至49.6%之后，我国总抚养比一直维持在50%以下。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总抚养比为48.4%，2035年达到54.9%。在1995～2035年近40年的期间里，我国总抚养比基本低于50%，而印度将在2020年左右开始低于50%。同时期，世界总人口抚养比一直高于50%，中国将在2035年之后总抚养比高于世界，而日本早在2005年总抚养比就已超过50%。由此可见，长期较低的总抚养比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图2 1950年～2050年中国与日本、印度及世界总人口抚养比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9 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5】 。
数据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9 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5】 。
2．性别结构均衡稳步推进
总人口性别比波动性降至104.64。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7.56，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下降到105.46，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时，总性别比略有上升，分别为106.30、106.60和106.74，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性别比再次下降为105.20，2018年进一步降至104.64。在不同的时期，性别比下降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即80年代以前总人口性别比的下降更多受到死亡率下降的性别差异影响，而新世纪以来总性别比的下降则更多受到出生性别比下降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转升为降至111.90。总体来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倒U形”的阶段性特征。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0岁人口性别比为104.88，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为103.83，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时，0岁人口性别比开始上升，分别为107.63、111.34、117.79、117.96，2010年之后，0岁人口性别比迎来拐点，2017年下降到111.90。性别结构的逐步改善对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总人口性别比波动性降至104.64。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7.56，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下降到105.46，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时，总性别比略有上升，分别为106.30、106.60和106.74，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我国总性别比再次下降为105.20，2018年进一步降至104.64。在不同的时期，性别比下降的驱动因素有所差异，即80年代以前总人口性别比的下降更多受到死亡率下降的性别差异影响，而新世纪以来总性别比的下降则更多受到出生性别比下降的影响。
出生性别比转升为降至111.90。总体来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倒U形”的阶段性特征。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0岁人口性别比为104.88，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为103.83，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时，0岁人口性别比开始上升，分别为107.63、111.34、117.79、117.96，2010年之后，0岁人口性别比迎来拐点，2017年下降到111.90。性别结构的逐步改善对未来社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图 3 新中国以来我国总人口及 0 岁人口性别比（男：女）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 2020 年）》统计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
3．人口城镇化率提高约50个百分点
城镇人口超越乡村人口并继续增长。1949年，我国乡村人口有4.84亿，城镇人口近5765万，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1︰9。随后二者均保持增长，直至1996年，我国乡村人口开始下降，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3︰7。此后，城镇人口继续增长，2011年城镇人口数量超过乡村，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5︰5。到2018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8.31亿，乡村人口5.64亿，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6︰4。
城镇化提升堪称“中国速度”。新中国70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2018年的59.58%，上升了近50个百分点。在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即城市化率由10%提升至30%，我国花了47年的时间，而英格兰和威尔士花费79年，美国花费66年，德国花费48年（方创琳，2009）。在我国随后的城镇化中期阶段，即城镇化由30%提升至约60%，我国仅花了不到25【6】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30%提高到60%，英国用了100年，德国用了80年，法国、日本、美国等用了60年（方创琳，2009），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堪称“中国速度”。
4．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减少2/3，第三产业就业增加4倍。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83.5%，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均低于10%。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降至总就业人口的一半，二、三产业分别为22.5%和27.5%。在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到36.7%，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上升到28.7%和34.6%。到201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降至27.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上升到44.9%，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略有下降。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城镇人口超越乡村人口并继续增长。1949年，我国乡村人口有4.84亿，城镇人口近5765万，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1︰9。随后二者均保持增长，直至1996年，我国乡村人口开始下降，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3︰7。此后，城镇人口继续增长，2011年城镇人口数量超过乡村，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5︰5。到2018年，我国城镇人口达到8.31亿，乡村人口5.64亿，此时城乡人口之比大致约为6︰4。
城镇化提升堪称“中国速度”。新中国70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2018年的59.58%，上升了近50个百分点。在城镇化的起步阶段，即城市化率由10%提升至30%，我国花了47年的时间，而英格兰和威尔士花费79年，美国花费66年，德国花费48年（方创琳，2009）。在我国随后的城镇化中期阶段，即城镇化由30%提升至约60%，我国仅花了不到25【6】年，而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30%提高到60%，英国用了100年，德国用了80年，法国、日本、美国等用了60年（方创琳，2009），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堪称“中国速度”。
4．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减少2/3，第三产业就业增加4倍。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83.5%，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均低于10%。到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降至总就业人口的一半，二、三产业分别为22.5%和27.5%。在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下降到36.7%，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上升到28.7%和34.6%。到2017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降至27.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上升到44.9%，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略有下降。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持续优化。
图 4 新中国以来我国按产业分就业人员比重变化（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
总的来看，新中国70年我国人口结构的现代化实现了质的飞跃，人口结构现代化指数【7】从1952年的0.22上升到2017年的0.42，人口结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图 5 新中国以来我国出生率【8】与 GDP 年增长率变动（单位：出生率‰；GDP 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出生率数据来自 1983 年和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GDP 年增长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数据来源：出生率数据来自 1983 年和 2018 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GDP 年增长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经济发展的四大推手
比较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二者的变动趋势高度相关。基于此角度，本部分重点分析人口结构诸要素的变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1．“婴儿潮”贡献经济增长动能
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中，出生20年后劳动力的结构变动对GDP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从图5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婴儿潮”（建国初期“婴儿潮”的高峰、60年代初“婴儿潮”的最高峰和80年代“婴儿潮”的小高峰）为我国60年代中后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三次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支撑，这三个时期GDP的年增速都超过了10%，“婴儿潮”形成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其转化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婴儿潮”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期大约为20年左右。
2．性别红利激发劳动力市场潜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维持高位，职业市场的就业隔离大幅下降，这些性别红利因素有效推动着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至2017年底，在我国硕士人群中，女性占比达到49.88%，而在普通本科的占比为53.74%，在普通高中的占比50.85%【9】。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我国劳动力总量中，女性占比达到43.53%，女性劳动参与率【10】为68.58%。虽相较1990年的女性劳动力占比45.15%和女性劳动参与率79.39%有所下降，但相比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的女性劳动力占比38.98%和女性劳动参与率53.10%而言，我国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在我国，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等职业从业人员的女性比例均显著提高，其中，技术人员女性比例超过男性。性别红利有望成为我国下一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力。
3．城镇化增强经济发展势能
从城镇人口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变动来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政府的消费水平、自主创新水平、技术的溢出、增强扩散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孔晓妮、邓峰，2015）。有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城镇人口增量变化1%，则GDP增量变化1.564～1.854%（段瑞君，安虎森，2009）。
1．“婴儿潮”贡献经济增长动能
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中，出生20年后劳动力的结构变动对GDP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从图5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婴儿潮”（建国初期“婴儿潮”的高峰、60年代初“婴儿潮”的最高峰和80年代“婴儿潮”的小高峰）为我国60年代中后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的三次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支撑，这三个时期GDP的年增速都超过了10%，“婴儿潮”形成了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使其转化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婴儿潮”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滞后期大约为20年左右。
2．性别红利激发劳动力市场潜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改善，女性劳动参与率维持高位，职业市场的就业隔离大幅下降，这些性别红利因素有效推动着我国长期的经济增长。至2017年底，在我国硕士人群中，女性占比达到49.88%，而在普通本科的占比为53.74%，在普通高中的占比50.85%【9】。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我国劳动力总量中，女性占比达到43.53%，女性劳动参与率【10】为68.58%。虽相较1990年的女性劳动力占比45.15%和女性劳动参与率79.39%有所下降，但相比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的女性劳动力占比38.98%和女性劳动参与率53.10%而言，我国依然保持较高水平。在我国，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等职业从业人员的女性比例均显著提高，其中，技术人员女性比例超过男性。性别红利有望成为我国下一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力。
3．城镇化增强经济发展势能
从城镇人口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变动来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政府的消费水平、自主创新水平、技术的溢出、增强扩散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孔晓妮、邓峰，2015）。有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城镇人口增量变化1%，则GDP增量变化1.564～1.854%（段瑞君，安虎森，2009）。
图 6 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变化关系（单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11】。
4．就业优化遵循市场调节功能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的就业结构也不断优化。新中国以来，我国已由农业劳动力占80%以上、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过半的农业国家，逐步发展成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40%、GDP比重超过50%的现代化大国，这与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工业与服务业密切相关。就业结构的逐步改善逐渐适应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经济发展。由图7显示的结果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三大产业的发展效率不断提高。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的就业结构也不断优化。新中国以来，我国已由农业劳动力占80%以上、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过半的农业国家，逐步发展成为第三产业就业人口超过40%、GDP比重超过50%的现代化大国，这与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工业与服务业密切相关。就业结构的逐步改善逐渐适应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经济发展。由图7显示的结果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三大产业的发展效率不断提高。
图 7 新中国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效率【12】变动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13】。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13】。
未来人口结构变迁的风险与应对
1．缓解少子老龄化需定位家庭政策
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在2050年前后达到26.1%，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与老龄化趋势叠加的是少子化的加剧（2050年少儿人口不足15%）以及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增多等家庭结构的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政策设计强调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强化家庭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推动性别平衡需坚持综合治理据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比在2050年前后达到26.1%，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与老龄化趋势叠加的是少子化的加剧（2050年少儿人口不足15%）以及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增多等家庭结构的变迁。在此背景下，国家政策设计强调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强化家庭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国已提前完成《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中“把出生性别比在2020年降到112以下”的任务，正向着“2030年下降到107左右的水平”迈进。在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关爱女孩行动等多项方针的努力下，我国性别结构平衡逐步实现，但这需要长期坚持并持续开展系统工作。因此，我国未来需要继续坚持以出生性别比综合治理为基础，推动家庭、工作、社会各领域的性别平衡，进一步发挥性别红利。
3.推进城镇化进程需注重社会融合
城镇化是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面，我国的城镇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城镇化。因此，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就需要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城镇化红利的共享。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为13506万人，而且有调查显示，3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在当前人口空间大流动的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应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应当破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难题，推动市民化进程与城市发展相结合。
4．提升人力资本需强调产业先导
据《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我国目前技能劳动者数量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仅占5%，而且不同地区人才短缺程度不一。劳动力要素作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供给侧一端，其素质和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需要相对应的人才。为促进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需要推动人才的自由流动。通过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实现人才集聚与产业转型深度契合。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结构问题更是重中之重。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积极有效地应对我国人口趋势性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需要提前谋划、重点谋划和科学谋划。
作者单位：
尹德挺、张精桥，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来源：《人口与健康》2019年第8期
